“老師臨終前的重托我一直記在心上，永遠不敢忘掉”

　　羅哲文記得，新中國成立之初，北京城的一些古建筑，就面臨著拆遷與保護的難題，就連中南海內的古樓閣也包括在內。有一年，中南海清音閣那一片地方要蓋新樓，那古老建筑怎么辦？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特別要求請國家文物局的同志來做鑒定，于是羅哲文代表文物局去了。勘察后羅哲文認為，清音閣的建筑造型和彩繪都表明它是一處非常有價值的古代文物建筑，若一定要拆的話，最好將它的原物分類編號，再異地恢復。文物局工作隊的專門人員在清音閣進行了大量測繪、物件編號等細致工作，然后將它搬遷到了陶然亭，在那兒原樣恢復。至今，這個原置于中南海內的古老建筑清音閣，仍安然坐落在美麗的陶然亭公園，成為建國后最早異地搬遷，仍完好保存的文物建筑。

　　1954年，隨著首都大規模經濟建設熱潮的到來，北京古城的傳統建筑再一次面臨巨大沖擊和毀壞。圍繞北海團城的保護和拆毀，就驚動了國家總理周恩來。

　　北海團城位于古城的中心、曾被老舍先生等贊美為古老北京古建筑文物最為集中的一條線上，而且團城還是北京作為遼、金、元、明、清歷代都城的重要見證。團城內還有元代大玉甕、精美玉佛、古樹等價值連城的文物。

　　然而在當時情勢下，一些領導者認為要改善城內的東西交通，要把馬路修得筆直無攔，就要以拆毀團城為代價，使這一文物建筑瑰寶危在旦夕。

　　面臨團城的存廢，許多專家學者和有識之士憂心忡忡，國家文物局會同梁思成、范文瀾、翦伯贊等學者專家，多次向上呼吁要保護團城。

　　1954年初的一天，鄭振鐸局長特意把羅哲文叫去，讓他趕快去北海團城，整理一份包括測繪圖紙、文獻資料、文物照片在內的完整資料，盡快在《文物保護參考》雜志上發表。

　　羅哲文很清楚局長的意圖，一是繼續呼吁保護團城，二是萬一團城保不住了，也好留下一套完備的資料。為此，羅哲文幾次找到時任北京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的梁思成先生商議辦法。梁思成也心急如焚，特意請來蘇聯權威專家參觀團城，出面說情，但仍未奏效。

　　眼見得保護團城的呼吁沒人理睬，梁思成不得不下決心去見周總理，當面肯陳保護團城的意見。周總理聽取了梁思成的意見后，又親自去北海團城實地勘察，微服私訪，之后迅速召開專門會議親自定奪，這才使北海團城保留下來。按照周恩來的思路，將中南海的西北圍墻向南移數十米，加寬金鰲玉橋，馬路向南移繞，避讓團城。這樣既保護了古老團城，又解決了交通問題。正由于這一明智決策，團城才能至今巍然佇立，成為古老北京彌足珍貴的歷史見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北京一些歷史悠久的文物建筑再度面臨空前劫難。原聳立于建國門西南角的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遺址古觀象臺，被建設部門告之，由于修建地下鐵道，要將其拆毀或搬遷。

　　北京古觀象臺是世界最古老的觀象臺之一，以使用年代最久，完整保存大量造型精美的古代天文儀器而著稱。觀象臺還保存了一批珍貴的古代天文、氣象觀測記錄、數據資料等，其中包括從1724至1902年，近180年間每天的氣象記錄，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氣象觀測記錄。

　　而當時正值“文革”熱潮，國家文物局、北京市委等主管部門早已不能正常履行管理職能，專業人員也都被批為“臭老九”，靠邊站，當羅哲文和國家文物局的幾位專業干部聽說觀象臺即將被拆毀的消息，頗感問題嚴重，因為這一歷史、科學價值重大的文物建筑一旦拆毀，文物遺跡將永不復存，而搬遷挪動，也將造成從古至今在現址觀測的寶貴天文數據資料的重大損失。

　　于是他們自發行動起來，自帶相機、測繪儀器，去古觀象臺進行實地勘察、測繪、攝影和查考歷史文獻等，后又與北京天文館的業務人員共同起草了《關于保護古觀象臺的報告》，以“革命群眾”的名義千方百計轉送給了周總理。

　　周恩來在日理萬機中關注到了羅哲文等人的群眾來信，并在極端混亂的條件下，親自找地鐵施工單位和有關部門做了大量工作，最后決定在地鐵施工中實施保護北京古觀象臺的方案：即古觀象臺原地保存，地鐵基礎繞開古觀象臺遺址，并專門追加經費，用于古觀象臺的基礎加固。今天仍高聳于建國門立交橋一側的古觀象臺，就是這樣保護下來的。

　　問及羅哲文為何一直在竭力保護文物建筑，甚至不計個人得失時，羅哲文說，他清晰地記得，“文革”中剛從“五七干校”返京，最后一次去見恩師梁思成先生的情景。“當時梁先生臥病在床，我來到醫院，梁先生見了我很高興，他叮囑我，現在是保護文物的重要時期，許多文物都被破壞了。他說自己可能無能為力了，希望我一定要做好文物保護的事情。”

　　羅哲文說，“老師臨終前的重托我一直記在心上，永遠不敢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