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要給予新生模式“準生證”

　　記者：在新型城鎮化的背景下，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將給交通出行帶來更大的挑戰，針對這一現象應該采取何種解決思路?

　　王曉明：中國的城鎮化主要是農村人口進入城市，農民變市民的過程是其生活方式、交通出行方式等的改變。那么在既有基礎上，城市面臨的問題就是在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撐開骨架，容納更多的人口在城市生活。

　　目前解決城市交通問題的方法是從道路和車本身出發，比如提高燃油標準、控制排放、通過智能交通避免擁堵路段、修地鐵等公共交通設施完善發展城市交通體系。這些本身沒有問題，但是隨著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對出行品質要求的提高，私家車增長過快使得交通仍不堪重負。以北京為例，道路從二環到六環之后又加了很多輻射線，道路固定下來未來想重新調整、規劃和改動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既有基礎上出行模式可以改變，現在定制化服務、拼車、租車等方式正在慢慢改變人們的觀念和消費習慣，過去這種模式的交易成本比較高，但是互聯網公司的發展成為了催化劑，使得這種模式更容易實現。當這種模式成為城市交通的主要形態，出行汽車的大量減少將有效解決交通帶來的一系列城市問題。

　　記者：隨著智慧城市相關政策的落實，政府需要做好哪些方面?

　　王曉明：智慧城市不完全是信息化技術的提高，在車聯網、車載娛樂系統之外，改變交通理念和交通模式才是變革性的解決方案。智能交通所謂智能的信息化技術本身不會帶來革命，現在汽車里電子系統越來越多，但是智能化沒有改變汽車的形態，用車模式的改變才是更加革命性的。

　　對此，城市交通規劃部門需要創新理念，一般將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以二分法看待，但實際上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中間應該有很多交叉地帶。公共交通如何提高舒適性和點對點的服務，私家車如何減少資源過度的占有和浪費，如何將二者優勢結合，避免各自的劣勢，挖掘中間地帶的模式才是解決根本問題的思路。

　　比如定制化公交就是非常好的形式，不是規劃部門設計的計劃路線，而是向私人和個性化靠攏和結合。私人交通也可以通過共享、拼車向公共交通的方向走。交通方式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組合式的，不同的公司和商業模式提供不同的服務。不同城市結合其規模大小和自身特點，進行交通模式的組合。

　　同時，涉及到政府管理體制的變化，政府本身對公交的認識要發生變化，一些拼車公司已經出現，某種形式上已經在和傳統的出租車競爭，它是以互聯網的形式提供服務，和出租車服務形態實際是不一樣的，政府在城市公共交通管理的時候要認識到不要把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做截然的區分，要認識到中間形態和方式，針對變化對管理方式做調整，首先要允許新的業態和服務形式的出現，給“準生證”，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分類管理。

　　政府談大力發展公共交通很多年了，現在來看確實是在發展，北京地鐵從線路網絡化程度來說與十年前不能同日而語，但私人交通發展更快，政府不得已只能采取從限購到限行再到最近討論的單雙號限行，但是并未有效地解決出路問題，而通過商業模式的改變是解決出路的方法，主動降低私家車的使用量，慢慢使得城市交通方式往中心地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