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日本鄉村對中國新型城鎮化的啟示

　　多次去日本考察的王涌彬對北海道農村的凄涼景象印象深刻。“沿街的一個個院子很破敗，一看就是多年無人居住的。”

　　以稻谷種植等農業為支柱產業的北海道深川市今年開始將9個區域的市有住宅土地以每區域（約330平米）980日元（約合人民幣52元）的價格對外出售。北海道地區有許多自治體苦于當地人口銳減，從上世紀90年代后半期開始，多地低價出售，甚至免費提供土地。在日本城市化告一段落時，北海道遇到的問題在日本并非特例。“未來，我們也會出現類似的問題。很多發展潛力小的地方，人口不會往那兒集聚，這些地方的房子，如果找不到新的增長點，也會出現這樣的狀況。”王涌彬不無擔憂地說。

　　雖然日本的城鄉統籌經驗成為“教科書”式的一種模式，但有日本學者表示，“對日本是不是真正做到了城鄉統籌均衡發展，我還是存疑的”。

　　隨著日本人口向城市集中，日本農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例從上個世紀50年代的50%下降至目前的3%左右。目前，支撐日本農村的主體是65歲以上的高齡者，預計從2025年開始這些高齡者也將減少。如果按照目前的情況發展下去，日本的農地等資源以及農村地區的社會體系將很難維持。

　　處于耄耋之年的日本北海道大學經濟學部名譽教授牛三敬二在回顧人群涌向城市的那段歷史時總結說：“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年輕人丟下山村進到了城市。被丟下的故鄉大興土木，積極推進公共事業，以一時的現金收入和就業作為交換條件，區域內的具有傳統性的生活方式和賴以生存的農業衰退了。由此謀到利益的是總公司設在東京的巨大建筑企業。公共事業的推進只起到了侵蝕地方的作用，就像毒品一樣。”

　　如果說1964年東京奧運會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標志，那么日本學者希望，2020年東京奧運會應成為重新審視鄉村作用的契機。

　　不能讓中小城市“短路”

　　在日本重新審視自己的城鄉發展問題時，我們也對此前快速的城鎮化發展調整了步伐。沈遲在發言中透露，未來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將“放慢速度，提高質量；轉型發展，提高效率；突出重點，尊重規律”。

　　無疑，未來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將比此前受到更多的“禮遇”。“小城鎮一直都是連接城市和農村的一個紐帶，如果這個紐帶不發展，直接讓大城市帶動新農村，這是不現實的。”王涌彬認為，在市場驅動、政府引導下形成的長三角經驗是可借鑒的。

　　以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是一個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的城市群，每個中小城市都有一定的區位優勢、突出的功能定位。在超大城市上海周邊有杭州、無錫、南京、蘇州、常州這樣的城市圍繞，而且它們都有一定的實力跟上海競爭。再往外，有一大批中等規模的城市，如常熟、太倉、昆山、嘉興等，然后有幾千個小城鎮。這些小城鎮都有產業集群，規模雖小，卻有較高效率。“那里農村的環境、農民的生活水平跟城市里面差距很小。農村人口流動也相對穩定，農村人不愿意往城里面走，因為工廠就在身邊。”

　　較之于長三角，京津冀區域發展則是反面教材，提醒未來的城鎮化發展不要重蹈覆轍。京津冀主要特點為京津獨大，周邊中小城市“短路”。在大城市虹吸效應的作用下，高端產業向京津聚集，“兩高一資”產業流入河北。不只產業結構惡化，地區間經濟梯度落差也隨之加大。唐山、石家莊、廊坊等中小城市發展不起來，讓北京人頭痛的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等“頑癥”便是無解，周邊的貧困帶也將長期存在。

　　“從多個角度看，都應該把三、四線城市的城鎮化當做一個重點。要真正研究三、四線城市城鎮化的特色，把其發展的優勢、發展的肌理找到。”王涌彬表示，這些核心要素就是芝麻開門的“密碼”。比如義烏可以稱得上是世界級的城市。瑞士小鎮達沃斯因為舉辦世界經濟論壇而聞名，劍橋、牛津也是因為一所大學，成為世界級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