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類社會地域生產力最集中的表現形式。古代城市主要是軍事和政治中心，但隨著社會大分工促進城鄉分離，或“因城而市”，或“因市而城”，城市開始成為經濟中心。工業革命則使城市發生了根本變化，工廠的大量出現與集中，使城市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市政、金融、商業和交通等領域的發展，進一步提高了城市的經濟地位。城市是生產要素的集聚中心，是生產、交換和消費中心，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強大“引擎”。城市通過發揮集散功能，在一定空間范圍內聚集和擴散各種經濟要素；就城市集聚來說，英國城市經濟學家K.J.巴頓（K.J.Button）把城市集聚經濟利益分為本地市場規模、生產費用節省、人口限度標準、熟練勞動力匯集、交通運輸經濟、企業家集中、融資的便利性、自由交流思想、刺激革新、集中提供設施等十大類。信息和互聯網革命，由進一步促使城市經濟結構成為過物流、能流、信息流、價值流和人口流的循環運動，相互聯系，相互溝通，并組成一個完整的結構體系。

　　城市是一個地域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信息中心和交通樞紐，以其經濟活力帶動整個地域的經濟發展，而當處于經濟全球化的今天，20國集團的GDP總量已占全球GDP的85％，貿易占全球貿易總額的80%以上，人口約占全球人口的2/3，主要源于現代城市釋放出的巨大能量和強勁動力。從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套開城鎮化工作會議，到2014年國務院發布《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又到2015年召開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中國也越來越重視城市在帶動經濟發展、促進轉型升級、解決民生問題等諸多方面的作用。G20峰會協商機制的落腳點在于城市經濟適應國際政治經濟的高速變化，城市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市場需求的適應能力、消費結構的升級能力、基礎結構的供給能力、科技的創新能力、勞動力素質的優化能力和生產關系結構的自我變革能力。

　　城市議題的共通性是國際話語權建構的基礎

　　建構國際話語權，“在議題選擇與界定環節，有兩點尤其值得關注：一是選擇那些既與本身利益密切相關，又能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議題；二是設法將選擇的議題界定為具有‘公共物品’屬性的議題，或將一個純粹的技術議題上升為政治或倫理問題。”[②]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城市發展帶動經濟社會發展，城市建設成為現代化建構的主要動力，城市成為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活動的中心，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可謂“既與本身利益密切相關，又能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