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報：“城市學”近年來在國內越來越熱，引起了包括政治學、經濟學、建筑規劃、社會學等在內的多個領域的研究熱情。您怎么看待“城市學”的宏大?

　　張鴻雁：城市的確是個綜合體，涉及方方面面，但作為整體的“城市學”概念卻很難表達，研究的問題也常常被其他學科掠走。前蘇聯學者就曾提出過這樣的疑問，大家真的在研究城市學嗎?　是城市的哪一個“學”、哪一個視角?

　　“城市學”在中國的興起，第一個應有之義就是城市社會的來臨。1999年我國城市化水平還沒到30%的時候，我就預測并提出了“中國城市社會的來臨”，當時社會學界、經濟學界的很多學者還提出了反對意見。西方一直有這樣一個觀點，即城市化在近代社會以來，每25年左右會翻一番，正好和人口翻一番的周期差不多。我國城市人口　1949年是10%、1978年17.8%、2000年30.1%、2010年50%……基本上是按照這個規律來的。“城市學”的興起首先是全球化和全球城市化、中國城市化的必然結果。

　　從第二個層面上來說，由于中國缺乏城市建設經驗，大多數時間和多數城市建設規劃都在學習西方。因為缺乏經驗、照搬西方，我們不少城市的規劃滯后于社會發展，比如沿海某城市，1985年提出并進行了預期到2000年的規劃，結果不到5年就超出了，所以各個領域、學科都面臨著認識城市、建設城市、改造城市的理論建構和中國本土化城市規劃創新等問題。

　　對某一領域的關注是市場需求造成的，也是問題迫使的。但過度的、急功近利的研究，使得很多問題本身缺乏學理性、科學性、實踐性思考，容易造成一些建設性破壞和對城市理解的偏差，比如現在有一個很大的誤區，就是把城市化操作過程中的不當歸結為城市化本身的問題。

　　文匯報：我國就城市雨洪管理提出了“海綿城市”理念，并明確了16個試點城市，這跟您早年提倡的“循環型城市社會發展理論”似有異曲同工之妙。

　　張鴻雁：針對城市發展帶來的資源緊缺，日本2000年就提出把國家變成循環社會型國家，不光指循環經濟，而是包括風能、電能、熱能甚至垃圾在內的

　　廣泛的社會大循環。我在2006年提出了“循環型城市社會發展模式”的理論與概念，也出了相關著作。

　　中國的城市化其實讓西方很有危機感，因為是高耗能的，從一開始就在和全世界競爭“搶”資源能源。你看全國大部分城市現在都面臨缺水問題，“海綿城市”概念不僅僅就是要實現水資源的循環利用，更是要尋求城市社會的整體進化與發展。“循環型城市社會發展理論”和“海綿城市”本質上是一致的，只不過前者更加照顧社會的方方面面，即希望城市當中的人、政策、產業、水、空間等要素，都要形成循環的、零耗能體系。

　　文匯報：在“街區制”和“封閉住宅”的討論中，雅各布斯的城市規劃理念受到關注。您怎么看待中國自古以來對“墻”的依賴?

　　張鴻雁：中國歷史上的住宅基本都是封閉式的，《周禮》《管子》中有記載，管得很嚴、很細致。漢代以后形成了典型的封閉式布局里坊制，早晚進出都要有坊牒。唐朝還專設坊門，早上敲鐘開門，晚上敲鼓關門，所以有鐘樓、鼓樓;日落后出坊得有公文，偷翻墻被抓要受鞭刑。由此可見，里坊制最嚴格的時候，市民沒有自由，城市是統治者的。到了唐朝末年，隨著貿易的發展，里坊制逐漸被打破，最早在以鹽商居多的揚州。宋朝經濟最繁榮的時候，城市布局也發生巨大變化，而元朝的衰退又促使一些地方恢復了里坊制。明朝末年，里坊制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甚至出現了市場經濟的萌芽;但是滿族進關以后，經濟倒退，里坊制又再度強化了。

　　中國的墻文化根深蒂固———外面有萬里長城，城市有外城廓、城墻、內城，家里還有四合院，四合院門口還有照壁……這和幾千年來的家族觀念、地域文化及戰爭動亂都有關系。中國改革開放打開的是國門這堵“墻”，但經濟發展當中的省域、市域、地域、街區的“墻”沒有打開。大家住在樓上樓下甚至對門都說不上話，這無疑會造成城市的隔離以及社會認同感的缺失。毫無疑問，街區制的無邊界化有助于實現城市空間的親情化、人情化、粘滯性，讓人走走停停、相互接觸，從而形成雅各布斯所謂的城市街區的安全體系。我提出了“城市照顧”理論，開放的街區就是構建“城市照顧”體系的一個最好方式。

　　當然，要實現無邊界城市、無邊界生活，讓所有人成為空間的主人進行自由表達，這在一定階段內可能做不到。但我們要提倡中國式的社會空間體系，比如廁所、體育場館等盡可能公共化，把更多公共空間資源還給城市，同時降低市民的空間利用成本。

　　文匯報：吊車林立在很多城市已經成為一道避之不及的“風景線”，有市民還把大拆大建的“壯觀”形容為“秋葉與灰土齊飛，蒼天共黃土一色”。針對亂規劃和規劃過渡，“有機更新”理念越來越受重視。

　　張鴻雁：城鎮可以分為有規劃和沒有規劃的。規劃背后的決策主體是誰?　這恰恰是現在容易出問題的一個關鍵點。如果決策主體不是規劃者而是管理者，那就悲劇了。規劃者、設計者、專家、文化人應該去影響、改變社會，但前提是，確實要有這樣的能量、能力。西方的城市規劃有一套完整的法律規程、責任和評價體系，而我們更多是“長官意志”，規劃過度政治化、制度化、權力化。

　　規劃前的價值判斷和梳理一定要有，不能為了保護而保護。拆掉還是保留，采用落架異地還是原地修復的方式，等等，需要通過多方協調溝通。這些年，有不少好的例子表明政府開始重視這個層面了，比如福州的“三坊七巷”，出過冰心、林徽因等名人，當時差點賣給香港富商進行改造，后來在市民和文化人的聯名呼吁下，地方政府最終將“三坊七巷”保留了下來。

　　每個城市都是一個有機體，在無規劃的時候可以自然地表達出它的紋理、肌理。有了規劃之后，我們都在追求秩序，但應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尋找與之契合的那一部分空間形式，包括植被的布置、天際線的呈現、符號及材料的運用等。城市中心區的復興可以嘗試新的理念，像以“城中城”、“立體城”、“藝術城”著稱的日本六本木，最讓人“驚艷”的就是屋頂打造的一個個空中園林，有些還變成了稻田。上海的K11引進了這一做法，盡管規模比較小，但仍不失為一個好的嘗試。

　　有一點我想特別強調的是，城市更新還應該注重關聯就業體系的規劃。過去某些城市搞的更新項目，讓一些文化人回來了，但由于產業模式比較弱，沒有形成持續的產業帶和產業鏈，要不就都變成了居住空間。上海目前有100多家創意產業園，將就業空間和居住空間有機結合起來，我覺得非常好，對城市發展、形象塑造、空間利用以及質量表達等都很有價值。

　　文匯報：中國的地域文化向來非常明顯，所以才有了對不同城市的生動描述和形象比喻。人們常用“千城一面”來指摘建筑和規劃，事實上，城市個性也在逐漸消退。請結合您目前正在做的國家課題“特色文化城市研究”，談一談城市性格及城市文化自覺。

　　張鴻雁：一聽到二人轉、秦腔、豫劇，就能和東北、陜西、河南的地理環境聯系起來。地域文化跟某一區域的自然環境、飲食結構及歷史傳統都有密切相關性。歷史上有齊魯學派、嶺南學派、揚州學派、桐城學派、襄陽學派等;改革開放以后，有以張藝謀、賈平凹為代表的黃土地藝術，有張抗抗、張潔代表的上海文學，有方方、池莉建構的武漢市民文化……近年來，由于現代化城市發展及其帶來的流動性，地域文化、城市性格越來越淡化，不禁讓人唏噓;而且，在整體地域文化弱化的同時，很多歷史遺留下來的地方偏見依舊沒有達成和解。這都要歸因于沒有實現真正自我建構，不僅沒有鄉村的文化自覺，更沒有城市的文化自覺，很多城市文化建設都只是號召性、政策性的舉措，提的口號千篇一律，缺乏可操作性。針對此，我提出了“社會精準治理”、城市歷史街區和建筑精準保護的概念，文章也已經發表。

　　大家都知道，上海石庫門、徽派建筑、南京民國建筑等，承載了某個區域某個過往的集體記憶。我們不禁要問，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東西，百年以后能成為這個城市文化特色、這個時代集體記憶的代表嗎?　這就促使大家去思考現在的城市建設能不能經得住歷史考驗，有沒有新的文化符號的產生。

　　費孝通先生呼吁“文化自覺”，我在此基礎上提出“城市文化自覺”。那怎么建構這種自覺?舉個例子:中國傳統的秤是十六兩，前三兩為福祿壽三星，后面是北斗七星、南斗六星，缺斤短兩就意味著少福少祿少壽。這種對社會行為的規范就是一種隱性的、自覺的工程。城市文化自覺需要從底層開始建構，包括行為、責任、文化傾向等的全面引導。當然，城市文化自覺也和決策者的意識、管理能力、知識儲備有著很大關系，只有他們首先是文化精英、社會精英，才能起好帶頭作用。

　　中國需要城市文化自覺，需要中國式的城市文藝復興。

　　（張鴻雁為南京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