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中的公主府

　　如何在一座古老而又擁擠的城市里，一步一步拱出一片新式校園？這樣的校園空間有什么特點，建設上會遭遇哪些困難，與周邊區(qū)域有怎樣的互動？2018年4月17日北大文研論壇第六十二期“從公主府到紅樓：老北大的校園空間（1898—1952）”座談在靜園二院舉辦，城市建筑與歷史的書寫者們共同梳理了老北大校園的變遷。《文匯學人》將分上下篇刊發(fā)座談紀要，此為上篇。

　　京師大學堂：一所建在皇宮旁的新式大學

　　我首先拋磚引玉，介紹一下在近代化過程中，老北大在北京城內城外校園空間的發(fā)展過程。

　　座談將以“空間”為關鍵詞，討論同時不限于以下問題：首先談談老北大校園的出現(xiàn)，也就是老北大校園空間開拓和發(fā)展的過程——如何在一個已經古老而又擁擠的城市里，一步一步拱出一片新式校園，這種校園空間有什么特點。這又引出了第二個問題——在傳統(tǒng)城市中建立現(xiàn)代校園的特點以及困難，有什么解決辦法。同時我們還會談到每個階段老北大建設的背景，以及在校園發(fā)展過程中，它和周邊區(qū)域的互動；最后會談談老北大校園建筑的遺存問題。

　　根據(jù)以前和歷史專業(yè)學者討論的經驗來看，我發(fā)現(xiàn)其實大家對“空間”的概念并不十分熟悉。美國學者葉文心寫過，空間作為史學思考的維度，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待：一是從人的感受出發(fā)，體現(xiàn)人對空間的感受，著眼于人在空間中流轉的可能性。二是從空間的物質形態(tài)出發(fā)，觀察這個形態(tài)在形成過程中體現(xiàn)的建構邏輯。今天我介紹的內容更多集中于第二個方面，即老北大校園空間的變遷過程，以時間為線，大體按照清末、北洋時期、20世紀30年代、戰(zhàn)時和戰(zhàn)后幾個階段。

　　北大前身京師大學堂創(chuàng)辦于1898年，再早可以追溯到清末由強學會改辦的官書局。1896年7月總理衙門命管理官書局大臣孫家鼐統(tǒng)籌辦理于京師設立大學堂事宜，于是孫家鼐就成為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任管學大臣。

　　京師大學堂作為北京城第一所官辦大學，建設之前已有一個全面的空間規(guī)劃。1897年孫家鼐上呈《官書局議覆開辦大學堂》折，對建設和布局方法進行了規(guī)劃：指出要選擇適當?shù)膱龅兀ㄔO完整并且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校園，同時在校園的四周要留出足夠的空地，以備日后進一步擴展。這僅僅是一個理想的規(guī)劃，但很多思想都在后來的大學堂乃至老北大的實際建設中有所反映。

　　清末京師大學堂的實際發(fā)展可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戊戌時期，以馬神廟公主府為中心的初創(chuàng)，其后是庚子事變后京師大學堂在北京城內的擴展。光緒二十四年四月，清廷頒布《明定國是詔》，正式宣布設立京師大學堂，但一直沒找到合適的場地。于是總理衙門于五月上奏，請求朝廷劃撥官房一處先行開辦，同時尋找合適場所另建新校舍。當時負責京師大學堂建設的兩個主要官員慶親王奕劻和禮部尚書許應骙大概找了兩三個月，終于找到了一處適合建設大學堂的場所，即馬神廟公主府。

　　在《乾隆京師全圖》中能看出馬神廟公主府的大概位置。公主府規(guī)模寬敞，距離皇宮非常近，由于這些特點而成為了京師大學堂的第一處校址。根據(jù)老北大檔案記載，最終在公主府原有340余間房屋的基礎上，經過改建和添建，一共建成房屋507間半，分兩次移交給京師大學堂。

▲《乾隆京師全圖》中公主府位置示意

　　除公主府以外，這個時期大學堂還有兩處附屬房產，一個是官書局，在外城虎坊橋租賃民房設置；另一處是為建設醫(yī)學館而由朝廷劃撥的通政司衙門，由孫家鼐呈請撥給大學堂使用。1900年八國聯(lián)軍進入北京城，當時的管學大臣許景澄上奏，將京師大學堂暫時停辦。據(jù)亂后文書記載，官書局損失較小繼續(xù)使用，醫(yī)學館因為損毀嚴重沒有繼續(xù)作為大學堂的房產。

　　清末第二個階段是庚子亂后大學堂在北京城內的發(fā)展。此時負責京師大學堂的兩位主要領導者是管學大臣張百熙和總監(jiān)督張亨嘉。1905年京師大學堂管理者由“管學大臣”降為“監(jiān)督”，張亨嘉是第一任總監(jiān)督。張百熙除作為大學堂的管學大臣外，另一項重要成就是參與制訂了清末的近代學制《欽定學堂章程》，其中既有關于大學堂空間建設的專門內容，也有開辦大學分科的計劃。庚子事變中，大學堂主校區(qū)損毀嚴重，張百熙上任后首先整修了公主府房舍，并新建房屋102間。學制頒布后，通過張百熙和張亨嘉的不斷籌措，大學堂陸續(xù)尋覓公主府附近房地，添建了操場、宿舍、植物園等新的空間要素。新式校園已初具規(guī)模。

▲張亨嘉

▲張百熙

　　隨著京師大學堂學科設置的逐步發(fā)展，公主府作為一處臨時館舍所承載的空間壓力日益增大，在這種形勢下，一些分科因為空間不足開始陸續(xù)遷出公主府，在北京內外城中另尋房產，并以相對分散的形式分布。比如，譯學館初設于1901年，1902年遷到公主府南部北河沿地區(qū)；醫(yī)學館初設于1898年，之后停辦再開辦，1905年遷到前門外后孫公園；進士館于1903年設立，1904年遷到李閣老胡同李東陽故居。部分機構和分科在后來陸續(xù)停辦或者獨立。

　　可以想象在當時這樣一座古老的城市里面，這么多的新式大學機構的出現(xiàn)還是相當具有沖擊性的。同時也可以看到京師大學堂的另一個特點：緊鄰皇城。就像陳平原老師在《老北大的故事》里面所寫：皇家大學，這個才是創(chuàng)辦者的真正意圖，將一所大學建立在皇宮旁邊不會是巧合。

　　盧溝橋附近曾被辟為北大校園

　　我們還可以說下清末大學堂城外的幾處地產，這在清末是很有特點的。大學堂一直希望找到一片足夠空曠并且位置合適的地區(qū)來建設一座完整的校園，因此先后在城外開辟了三處不同的地產：第一處在豐臺，大致相當于今天盧溝橋附近；第二處在德外黃寺；第三處在望海樓，今天的翠微附近。

▲城外地產黃寺、望海樓、大瓦窯位置示意

　　第一處城外地產在瓦窯村一帶，盧溝橋宛平城以北，共計農田1300畝，于1900—1902年間陸續(xù)購買，預備建設分科大學使用。在今天北大檔案館的檔案中還保留著當時購地的完整地契。瓦窯工程計劃于1903年8月開工，但遭到朝中保守勢力的反對。

　　第二處地產在德外黃寺舊操場。1904年8月張亨嘉上疏指出，大學堂已經無地可擴，希望依照張百熙的辦法在郊外建設分科大學，并提出有瓦窯和德外這兩處地產可供選擇。

　　同年底學務處對兩處地產進行了勘察，建議選擇德外地產作為分科大學的場所。同年大學堂設立了分科大學工程處，聘請朱啟鈐為總辦，日本人真水英夫為建筑技師，荒木清三參與設計，范源濂等人為測繪學員，在當時規(guī)模還是比較大的，但實際建設非常緩慢。在1904年劃撥地產以后，1910年才開工，動工僅僅一年就停止了，僅建成部分房舍。

　　第三處城外地產是望海樓官地，這是建設農科大學的場所，也是分科大學中唯一一處基本按照規(guī)劃建設完成的地產。望海樓位于今天阜成門外翠微路附近，1908年由學務處奏請作為農科開辦場所。1911年望海樓農科大學建成，同年11月農科由馬神廟遷到望海樓。

▲農科大學校門

　　大學堂在清末借公主府暫時開辦，同時和周圍的空間和社會產生關聯(lián)。作為臨時場所，公主府（大學堂）從開辦之初就表現(xiàn)出空間不足的狀況，一直都嘗試開辟附近民房來緩解壓力。比如1902年張百熙計劃購買公主府附近民房，一開始非常樂觀，指出“公平估價，購買入官，所費當不甚鉅”，但是經過兩個月之后說法就變成了“東面多系世居，安土重遷”，“一時收買甚難”等等。目前所能見到的大學堂購買城內地產的最初記載，是1902年譯學館購買內城的民房和1909年譯學館收到添購民房紅契十張的記載等，在檔案中有所保存。

▲老北大地質館，今沙灘北街15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院內

　　紅樓：曾和六國飯店并列為北京城內最高的建筑

　　1912年京師大學堂正式更名為北京大學，民初北大首先對大學堂原有的各項地產進行了調整和接收，包括沿用、沿用后獨立、主動停用和被動停用幾種方式。學校的主體和宿舍一般沿用，各個分科多數(shù)成為獨立高校，一些附屬機構在民國時期停辦。

　　紅樓的建設是面臨著巨大空間壓力的結果。北大重新開學以后，空間非常緊張，教室和宿舍都不夠用。1916年校方決定在漢花園操場上建筑新宿舍，包括宿舍樓一棟、房屋兩處、分科講堂一處，工程從1916年10月開工，主體建筑于次年8月初完成，全部工程于1918年8月交付完工。開工后因為在漢花園發(fā)現(xiàn)古池塘兩處，又另向松公府租用土地八畝建筑分科講堂。紅樓建成以后影響巨大，在1918年決定改為教學樓使用。北大的校長辦、圖書館和文科各系都從公主府遷入。建設紅樓的資金來自向比利時儀器公司的借款，同時以漢花園地皮作為抵押，以每年學生住宿費償還貸款，共計20年還清。

　　紅樓建成后，以它的西式風格和龐大規(guī)模成為當時北京城內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據(jù)說和六國飯店并列北京城內最高的建筑。紅樓坐北朝南，為磚木結構，整體建筑結構為“工”字形，地上四層，地下一層。大樓通體由紅磚砌成，因而得名。紅樓建成后，同時成為北大新的空間中心，1920年改為北大一院即文學院，公主府改為二院即理學院，北河沿改為三院即預科。除了校園中心的調整以外，自紅樓建成后，雖然北大再次提到劃撥天壇、圓明園等地方用于大學建設，但影響已減小很多，北大校園空間建設的重心無論在規(guī)劃還是在實際建設層面都從城外轉向了城內。

　　紅樓外，校園空間要素在這個時期也有所發(fā)展。首先是建成了新的操場。因為紅樓是以漢花園操場為基礎建設的，所以操場改為租用松公府內八畝空地和原有的植物園進行改建。其次調整了宿舍格局，原來北河沿法科學生集中到紅樓上課，三院內部教學樓改為宿舍，與北側八旗先賢祠的老三齋對應成為新三齋，又稱第三宿舍。于松公府后新建四齋宿舍，松公府夾道建五齋女生宿舍。此外還有附屬機構的發(fā)展：1922年以西老胡同18號建設音樂傳習所，1926年在二院外東南部添建煤氣廠。北洋政府時期，老北大三院五齋的空間格局雖然尚未定形，但是校園格局已具備相當規(guī)模。

　　紅樓建成以后，北大于1918年召開會議，提出劃定并建設大學區(qū)域，并且在《北京大學日刊》中登載了相關提議，其理由是：打造模范區(qū)，便利學生活動，使教員和學生居住于同一區(qū)域以促進感情和舉辦地方公益事業(yè)等等。同時特別提出，在區(qū)域內凡有房屋出賃者應先盡大學承賃。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一方面仍要建設完整的校園，另一方面依然要解決空間上的壓力。北大校園和周邊民房的關系與清末相比發(fā)生了一些變化，它們開始處于一種動態(tài)競爭和合作中，大學不再孤立地存在。

　　灰樓：梁思成、林徽因共同設計

　　1927年興起了合并高校風潮，7月將北京的國立九校合并為京師大學校，1928年將京師大學校改組為北平大學。除了直接停辦以外，老北大一二三院都被并入合組后的北平大學里，雖然校址沒有變化，但是空間建設陷入了停滯。1929年6月經過國立高校的不斷抗爭，停止了大學區(qū)大學院的實驗，北大于同年8月獨立。1930年在校長蔣夢麟的帶領下，北大再次進入了空間擴展時期。

　　松公府地產的獲取和建設是20世30年代老北大空間發(fā)展的關鍵。松公府亦作“嵩公府”，前身是乾隆年間一等忠勇公傅恒的府第。傅恒死后，由其后代子孫承襲房產。到光緒十七年果齊遜死后無子，改由親屬松椿繼承，府第亦改稱松公府，府前的馬路改稱松公府夾道。由于松公府的規(guī)模和位置，從清末開始就和大學堂的建設產生了關聯(lián)。1931年北大終于買下了松公府全部地產，并預備以此作為擴展一院的空間基礎。

　　下面看幾個重要的建筑。

　　首先是圖書館。老北大的圖書館最初設立在公主府的梳妝樓，后來遷到紅樓一層。民國年間伴隨學生人數(shù)的增加，紅樓內圖書館空間不足的問題也逐漸顯現(xiàn)。1931年底蔣夢麟爭取到美國教育文化基金資助并獲得部分庚子賠款，在北大設立了為期五年的合作特款。1932年正月北大宣布自春季開始建筑圖書館新館，聘請建筑專家沈理源設計。工程4月動工，11月基本完工，1935年10月和地質館一起舉行了開館典禮。

　　其次是地質館。原來的地質館設在公主府內，同樣因為空間不足另建新址，位置在圖書館北側。地質館由梁思成設計，于1934年5月到1935年7月建設，經費除了前面提到的合作特款以外，主要由丁文江、李四光兩位教授捐薪資助。1935年8月地質系由二院移到地質館，成為北大第一個擁有獨立教學實驗樓的科系。今天的地質館位于沙灘北街15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院內。地質館建筑保存較好，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在外墻增加了抗震框架，室內進行了局部改造。1952年院系調整后，地質館連同老北大工學院成為北京地質勘探學院的校舍，即中國地質大學的前身。

　　另一個重要建筑是新建宿舍的代表——灰樓。宿舍一直是老北大空間發(fā)展中的老大難問題，在20世紀30年代初更為嚴峻。1933年底北大一院浴室發(fā)生倒塌，學生一死兩傷，影響重大。校方認為原先租用八旗先賢祠的老三齋宿舍過于老舊，希望退租，同時把第三院里面的幾間教學樓改成宿舍。但住在老三齋的學生認為新宿舍空間狹小，私密性不足，拒絕遷移。最終蔣夢麟表示可以暫住老三齋，之后利用東西齋學生畢業(yè)騰出空房的機會通知老三齋學生遷往東西齋，少數(shù)沒有辦理手續(xù)的遷往三院宿舍，老三齋最終得以騰空。另一個事件是，由于老三齋學生遷到了東西齋，租賃校外宿舍的學生表示不滿，也希望搬到校內宿舍，并組織請愿，有200余人參加。蔣校長承諾盡量將他們安排到校內，事件才最終得以平息。灰樓的建設就是基于當時這樣一種宿舍短缺、風潮不斷的背景，迫使校方花費五個月時間建設了一棟新的宿舍。

　　據(jù)記載，灰樓宿舍由校方籌款10余萬元，由梁思成、林徽因共同設計，因大樓通體灰色所以稱為灰樓，落成后成為新的四齋宿舍，加上老三齋退租，北大最終完成了三院五齋空間格局的建設。

　　校園景觀對周邊空間的爭奪

　　20世紀30年代，伴隨校園格局的發(fā)展，北大繼續(xù)對周邊區(qū)域進行整理，其中尤其以北大路的籌建最為著名。北大首次整修周邊道路是在1932年，主要拓寬了景山東街和沙灘兩條馬路，1934年底再次提出興筑北大路。據(jù)《京報》報道，整修范圍南為操場大院，北為松公府夾道，計劃加寬引直，以利交通而壯觀瞻。大學路工程于1935年2月22日動工，開工后路東商鋪悉數(shù)遷移，“頗有慘淡之氣”。北大道路整修工程再次說明，為了實現(xiàn)建設統(tǒng)一校區(qū)的目標，校方和民間社會圍繞周邊空間不斷進行著協(xié)商和爭奪，在持續(xù)的爭奪和互動作用下，民房景觀最終被校園景觀所取代。

▲黃寺分科大學遺存

　　最后再簡單說一下抗戰(zhàn)和戰(zhàn)后。一直到1952年以前老北大校園空間的發(fā)展，同樣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一是主校區(qū)的擴建，一是新院系的設置。與清末類似的是，校園空間再次開始向城內和城外分散。

　　北平淪陷時期，文學院在松公府夾道蓋了一所三層高的新教學樓，俗稱北樓。復原后法學院和所屬院系各辦公室主要集中在北樓。北樓遺址位于今天沙灘北街2號，現(xiàn)為中國扶貧基金會全國貧困地區(qū)干部培訓中心。另一處比較重要的建筑是為紀念老校長蔡元培而建立的孑民紀念堂。紀念堂為兩進院落，南有垂花門、正殿五間：有月臺、東西配殿各五間。后院有七間后堂，東西有配殿。復原后胡適校長的辦公室設在東配殿，鄭天挺秘書長的辦公室設在西配殿。圖書館和孑民紀念堂今天都在《求是》雜志社的院內。

　　然后是四院和五院的增建。1946年西南聯(lián)大復原后，由于原有的三院被占用，北大將原北平大學法學院位于宣武門內國會街的校舍作為先修班和文法學院一年級新生的校舍，這就是四院的建設背景。1949年北平地下黨在四院召開會師大會，宣布正式公開。1949年四院被新華社接收，原有的國會大禮堂、民國總統(tǒng)更衣室的小圓樓、國會圖書館等老建筑都被保存下來。國會街26號可以說是近代著名的高等學校校址。

　　20世紀40年代老北大空間的擴展基本是在高校合并而成的北平大學的基礎上延續(xù)。五院主要作為教職工宿舍和出版部使用，40年代后期，地下黨的很多宣傳品都是在五院出版部印刷的，1950年出版部調整為北京市印刷廠。

　　還有關于工農醫(yī)學院的增設。1946年10月北大重新開學，校長胡適的計劃是要在十年內辦成像樣的大學。所謂“像樣”，就是要夠得上英美普通大學的水平。于是，在原有的文理法和文科研究所的基礎上，進一步增設工農醫(yī)三個學院。工學院成立于1947年8月，地址在端王府夾道，附近還有幾處學生宿舍。1952年北大工學院部分并入清華大學，工學院校舍和我們前面說的地質館一并轉給了北京地質學院使用，現(xiàn)在是少年兒童中心。農學院成立于1945年，地址是復興門外郊四分區(qū)羅道莊甲2號，就是前面提到的望海樓地產。農學院的歷史可以一直追溯到清末民初，1945年再次設立農學院，并將附近一帶土地作為實驗農場，除此以外還有香山、南口三叉峪兩處實驗林場。1949年9月北大農學院、清華農學院和華北大學農學院合組為北京農業(yè)大學，2018年北大又成立了新的農學院。醫(yī)學院成立于1946年，一直在西什庫6號，其設置和變化比較復雜，大致情況是，淪陷時期開始設立北京大學醫(yī)學院，1939年在西什庫建立新的校址，1946年建附屬醫(yī)院門診樓。

　　另外，據(jù)一些校史研究，20世紀40年代末，北大的校舍分散在京城40多處。包括教授宿舍、教職員宿舍等。

　　（作者單位：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