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共空間和城市生活1400-1900》，[美]韓書瑞著，孔祥文譯，孫昉審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1052頁，149.00元

　　韓書瑞（Susan Naquin）女士的作品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一書由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集中了她自1986年開始，十幾年間對于北京歷史的研究成果。此書中文版由孔祥文博士翻譯，于2019年3月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有趣的是，本書的中文譯名將英文中的“Temples”改為了“公共空間”，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劇透，也將讀者的關注點，由狹義的“寺廟”引向了更廣闊的領域。

　　一、北京與北京的空間

　　關于廣義的北京的定義，無疑是一個邊界模糊的概念，但是研究城市史，首先面對的問題就是定義城市，在這點上，中西方差異明顯。顯然，韓書瑞受到了馬克斯·韋伯的影響，并將韋伯的觀點進行了一定的修正。

　　韋伯在《儒教與道教》（《韋伯作品集5》，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與《經濟與社會》（商務印書館，1997年）兩書中，將西歐城市視為城市的理想類型，而中國城市則不然。對韋伯而言，城市是現代西方特有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理性精神、自由平等的理念及民主制度的體現，而中國城市在這方面則是失敗的，韋伯將其原因歸結為：政治體制的特性與中國的特殊社會結構。正如布羅代爾在對地中海城市論述的那樣，城市是以商業利益為中心的經濟霸權，這明顯不適用于北京的現實情況。

　　作者對中國基礎組織形式，還是基于馬克斯·韋伯式的父權家庭體系。認為中國城市如鄉村一樣，基于宗族的血親關系所形成的家庭紐帶非常堅固，相比之下，團體完全是家庭的補充。城市是政治脈絡上的節點，是統合了國家資源，并以合理的不均衡的形式將其體現并重新分配的場所。

　　在此基礎上，韓書瑞對北京城市做了具體的界定和描述，從而宣示了北京作為一種空間建制的特殊性。從空間視角考察，作為“帝都”的北京城是帝王權力的物質載體，皇權是城市運轉的核心動力，政治是城市運轉的核心功能，由此導致各類建筑在城市格局中都有特定的位置分布與意涵。城市內部的空間秩序、城市規劃以及建筑形式都在宣揚“皇權”的唯我獨尊，皇宮、衙署、壇廟等政治屬性突出的建筑奠定了城市景觀的基礎，并決定著北京城的空間布局。

　　皇帝是政治和全國的中心，官僚共同體向上延伸，把皇帝包含在內。而官僚本身及皇帝的親族，也是城市有機的組成部分，而且以他們為主體的記述，是我們可以了解到的明清北京的主要內容。

　　政治空間的高度集中，也導致了北京邊界模糊化，皇權從紫禁城輻射開來，并于郊區的各種皇家園林、私人別墅中四散開花。京畿地區的大興和宛平二縣的政治地位非常曖昧，它們既是北京，也非北京，這種布局與西方城市甚至中國的江南城市都大為不同。大興、宛平二縣在原則上可以管理北京的城市事務，但是實際上，以皇權為中心的政治組織又從各個方面覆蓋了它們的職能。

　　在1400-1900這一時段中，也就是明永樂元年（1402）到庚子之變（1900）之間，是北京開始近代化之前，作為明清帝都的時間，也是政治中心特點最為顯著的時期。雖然我們不能忽視它的商業交流和市民生活，但是顯然，作為都城的北京在經濟交流上是“不正常”的，需要常年依靠政治優勢吸取整個國家的經濟收益。而市民階層的成分也因為政治中心而發生扭曲，并沒有中國傳統社會一般意義上的世紳群體，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客居北京而又在此任職的外地官員。這一群體的存在對于北京的公共空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是作者著力敘述的內容之一，我們在下文中將會具體談及。

　　作為地方史的北京市研究，在材料上也有很大的特殊性。按照歷史學的慣常做法，地方史的研究一定是基于材料之上的，而其中又以檔案材料首選，因此類似于南部縣、巴縣這樣在歷史中地位并不突出，但有完整檔案留存的區域，成為研究成果較為集中的地方。而北京卻不在此類，正如作者所言：“原始史料的特性和二手史料的缺乏，意味著本書不得不把片段拼湊在一起，許多史料必然只能觸及表面。”然而，作為一座明清五百年的都城，關于北京的文獻材料林林總總，并不在少數。

　　這些文獻分布的并不均勻，明中前期關于北京城的文獻記載并不多見，作者在利用這些材料的時候，對其創作主體和創作意圖均進行了梳理，并將這些材料置于北京時代發展的脈絡當中。

　　作者在書中反復指出，歐洲和北美的歷史學家所定義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或者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和本書要討論的問題并不是一套話語模式。而本書最大的貢獻就是在可能的范圍內幫助我們對社會實踐主義進行理解。

　　1560年的北京。資料來源：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

　　二、寺廟及其他公共空間

　　中國近代意義上的城市史研究起步于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1926年，梁啟超發表《中國都市小史》《中國之都市》等文，實際上開近代意義上的城市史研究之先聲。以北京史研究為例，侯仁之先生對北京河湖水系、城址起源、城市規劃與建設等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北京歷史地理的學科理論框架，而其中對空間的研究，反映了歷史地理的學科特點。

　　而西方學者的空間概念，顯然與中國學者有著較大差異。城市史研究中，“空間”最初是被視為一個物態的、客觀的研究對象而對待的。進入二十世紀下半期，哲學、地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理論紛紛滲入，使空間問題成為一個綜合性的理論命題，“空間”突破了原有的概念邊界，轉換成為一種研究視角或研究維度。

　　西方中國城市史研究的奠基人施堅雅在《清代中國城市社會結構》一文中（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2002）以清代北京為分析對象，依據十九世紀中期出版的《乾隆京城全圖》，提出了“城市生態學”理論。這種理論假設明清時期的北京存在著兩種不同類型的空間，即由士紳和商人分別組成的居住及社交中心。

　　韓書瑞的研究繼承了北美學界的空間觀念，將城市空間視為地理空間與社會空間的有機結合，不同的空間形式內部，都有與之匹配的等級秩序與社會結構，空間結構的變化也是社會階層重構的外在反映。從這種空間維度考察，北京則是一個以“政治空間”為主體，并自我生長出來綜合性、多元化的“城市空間”的城市。

　　以寺廟為切口的區域史研究，在學界已經形成了某種慣例。北美學者對中國寺廟的研究，總要強調一個“似是而非”的宗教前提，即中國的寺廟既是宗教性建筑，又不是現代宗教學意義上的宗教建筑。比如作者在第二章中提到（頁81-82），北京的寺廟既不存在神靈的支配系統，也沒有教義的排他性。在之后對于北京宗教神靈的考察中，位居前列的碧霞元君、東岳大帝與觀音菩薩，顯然不在一套宗教體系之內，但是北京民眾對于他們的信仰，又都是真摯而熱烈的。

　　在之后的研究中，科大衛更為明確地提出了“重要禮儀標識”（significant ritual marker）的概念，即“地方社會的成員認為是重要的、實際可見的禮儀傳統指示物（indications of ritual tradition）”。寺廟作為國家、家族、各種社會組織以及對世界萬物的信仰的象征，是承載了區域政治文化的重要載體。

　　而在韓書瑞看來，北京的寺廟更多地作為一種復合性的公共空間在使用著。由于敵視在公眾中普遍存在的任何形式的組織，明清政府極力反對任何地方存在的公眾聚集。中國的城市公共空間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出于人類社會對公共空間的需求，寺廟便應運而生。在作者的表述中：“相比之下，到處存在的寺院對公眾開放，寺院里有足夠的空間，有圍墻包圍著的院子，他的宗教目的被公認是合法并得到保護。寺院絕對是清末中國城市中公共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

　　明清北京商業貿易使得城市生活多元化，表現出獨特的城市文化特點。就佛教發展而言，不再強調艱深教義，而是在實踐中逐步和市民日常生活緊密結合。北京城市商業進一步發展，涌現出以商人為代表的新興階層，而佛教發展恰恰需要這種經濟支持，來培育廣泛的社會基礎和更為細致深入的宗教影響力，于是商人自然成為寺院理想的合作者。

　　不僅如此，寺廟也作為皇家親屬及皇室服役人員——這些以皇權為中心的人與市民產生聯系的重要渠道。他們通過捐建并資助寺廟，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歸屬感和影響力。而北京的官僚體系，他們與皇權的關系更為微妙，同時擔任著擁護者與反對者的角色，也將寺廟作為公共活動場所之一。

　　我們如果觀察北京歷代方志以及方志中所插入的地圖，會發現寺廟是各街道中的地標式建筑。當然，作為建筑實體，寺廟是最容易被保存下來的。中國建筑在歷代維修時，沒有年代保留的意識，因此具有很強的時代疊加性，除了石碑之外，其余建筑細節的歷史感通常都被無意識地抹去了，這使得我們面對某組建筑時，很難生出“玉勒雕鞍游冶處”的憑吊之感。

　　而正如一個人一樣，當其成年之日，就勢必要回溯一下自己的歷史。寺廟作為歷代建筑中最容易被保留下來的建筑，雖然其記錄歷史的功能十分有限，但也當仁不讓地成為這一時間保留的主體。因此，相關的信息被整合起來，雜糅以神話傳說，成為北京城歷史的主要載體。

　　內城的福隆寺，《清內務府藏京城全圖》，1750年

　　三、政治導向的城市空間變遷

　　在本書的考察中，寺廟并不是唯一的公共空間，而空間也不是作者所關注的本身。正如英國漢學家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所說的那樣，中國古代民間宗教視為宗族之外，又一個將松散的個人以某種方式組織起來的聯系體。不僅如此，他還將寺廟與國家組織聯系了起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作者非常努力地想從寺廟和宗教活動中尋找“圣會”的發展歷史，從而導向人群的聯系及互動，但是在明清皇權的統治下，這種民間組織形式所留的文獻，并不能支撐大規模的研究。

　　作者試圖從“空間維度”考察有關城市的多個面相，探討城市空間變革背后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動因，關注特定空間內部的社會關系與等級秩序變化，尤其關注“權力”因素在空間重構中的運作痕跡。于是作者將研究對象拓展到更為廣泛的對“公共空間”的定義，也就是城市的整體布局及其他有特點的建筑。

　　“會館”便是作者除寺廟外討論的重點公共空間之一，它所代表的就是客居北京的群體文化。會館分為行業會館與同鄉會館，而以后者占多。在1860年之前，會館不從事公共事務，他們也沒有更多與政府一起合作。與上海或是漢口不同，北京的會館開始是私人性質的。清代的會館與皇權之間有一種默契，它雖然不是旗人社會的一部分，但是因為會館的成員是官僚群體，所以作為皇帝的供職人員，他們在會館內的郊游和聚集，便被諒解了。

　　明清易代對城市功能的改變是作者著力探討的內容之一，在韓書瑞之前，我們很少將滿洲人入住內城后的自我認同作為討論的中心。不同時期的政治力量反復重新劃定城市格局，是北京歷史的一大特點。在明清鼎革之際，“非常真實的隔離迫使重新徹底地界定"首都的居民"，重新思考北京的身份。地方政權的結構已經被推翻，現在這是正式分岔的社會。這座城市被隔離了，與以往曾經熱鬧的都城相比，北京更像是遭到占領的領土。”（頁344）

　　作者通過豐富的歷代筆記，考察了文人群體對于北京的認同。從明末清初的遺老情結到清代官僚群體的城市認同，這個城市的新主人已經漸漸產生了對于北京的故鄉情懷。所以我們發現，清代對于北京的記載，很少有單一的市民生活，多混雜著作者在官僚體系或是皇室體系中的特殊體驗。隨著近代的到來，游覽筆記在十九世紀末的北京泛濫開來，作為一種引導著他者認識北京的讀物，這些文本中所尋覓的“老北京”，似乎與本書產生了某種共鳴。

　　本書是一部以寺廟、會館等公共空間為線索串聯起來的北京史，也是美國學界研究北京地方歷史的經典之作。書中用大量篇幅敘述了北京從中國北方的政治中心轉型為全國性首都的過程，并對明代遷都北京做了概括性的梳理。這些知識點就今日學界來說，非但不夠新穎，甚至有些陳舊和淺薄，但是我們還是要將本書的寫作置入其本應所屬的視角。

　　本書所給出的資料附錄給之后的很多研究提供了基礎。隨著電子書籍的普及和各大圖書館數字資源的開放，今天跨地區史料查詢變得日益簡單。但在本書英文版本出版的1999年，查閱當時的北京圖書館（1998年更名為國家圖書館）和首都圖書館所藏寺廟碑刻拓碑還是一件非常需要成本的事情。因此，對于相關資料的錄入工作于學界就顯得尤為可貴。

　　今日對于國內研究者而已，本書的參考文獻部分亦非常有益。雖然文獻沒有按年代整理，但其中的外文文獻部分，基本上是對二十世紀西方北京史及中國宗教歷史研究的一個梳理，其中羅列了很多我們在研究中可以參考的成果，這部分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學術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