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企業跟著人走，人跟著城市走的時代。
　　說這句話的是中國城市規劃協會副會長、京津冀協同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成員李曉江，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他主持或參與了包括京津冀協同發展、雄安新區、珠三角城市協同發展等多個重大區域規劃。
　　經常與企業家接觸的李曉江發現，對于一些高新技術而言，難點并不是選擇哪座城市落地，而是落地后能不能招到想要的人才。他認為，城市本身對人才的吸引力，才是這一輪城市發展最重要的動力。
　　從2018年，各地掀起新一輪“搶人大戰”，中原地產研究中心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10月，全國超過150城發布了各種人才政策，同比上漲40%。
　　進入人口結構調整期，一些城市已經感受到勞動力及各類人才短缺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之下，吸引人口成為城市競爭的焦點——這是李曉江觀點的重要依據之一。
　　李曉江稱，這一輪人才爭奪戰，各個城市憑借一流公共服務、生活品質、高收入、住房補貼及教育和醫療等配套來吸引人才。
　　他發現，雖然那么多城市發布人才政策，但真正吸引人的城市并不多，大部分人選擇的依然是北上廣深、杭州、成都、武漢等。“為什么？這些城市本身就具備吸引人的基本條件。”
　　深圳為什么能聚集那么多科創企業？因為深圳對人才具備足夠吸引力。在接受經濟觀察報專訪時，李曉江給出結論：這一輪是好的城市發展吸引人，人才帶動產業布局和城市發展。
探索未來城市發展路徑
　　經濟觀察報：最近雄安成交首塊建設用地，在雄安的開發建設中，央企、國企和民企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李曉江：雄安發展必須靠市場化力量，依靠央企、國企和民企共同參與，絕不是一方的力量就能實現新區開發。房企，土地，都不是雄安主要發展目標，雄安是希望用一種全新機制培育出未來的創新型城市，這才是最重要的發展策略。過去，中國大部分城市發展模式是通過不停賣地來獲取土地財政。土地收入應該是一個城市收入結構的合理部分，但延續這種依賴土地收入的發展模式，不可能實現雄安新區的創新。我一直認為，雄安新區是中國城鎮化下半場的探路者，應該嘗試探索出一條擺脫過去路徑的全新發展方式。
　　經濟觀察報：雄安新區的土地模式會是全新嗎？
　　李曉江：當看到土地出讓，就將它視為雄安新區未來發展方向，這可能有點過度解讀，我不認為雄安國有建設用地出讓就意味著一定要走土地財政的路徑。雄安新區肩負著國家賦予的探索全新的發展路徑的重任，我們不是不要土地財政，也不是不要房地產，核心在于，我們不能依賴房地產。
　　經濟觀察報：雄安新區的建設進度如何？
　　李曉江：實際上，目前雄安新區真正的核心區還未開始建設，更多在做一些前期工作。開發建設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它涵蓋諸多外圍工程和核心工程。城市建設需要一個漸進過程，從交通、管道等基礎設施開始做起，比如雄安火車站一年以前就開建；緊接著輪到電力、水這些最基本的發展要素；再逐漸過渡到土地開發、房屋建設等。
城鎮化下半場如何走
　　經濟觀察報：雄安新區的活力會從何而來？
　　李曉江：雄安要成為一個有活力的城市，核心不是投入多少，而是好的人居環境，發展好公共服務。這都是人生活和長居的基本需求，滿足這個需求，雄安新區才會對人有吸引力，企業才會跟進。一流生活品質、一流公共服務和人口密度和人口規模有關系，它是一個復雜且循環的關系，核心是以人為本，創造吸引人的環境，這是城市發展成功的前提。
　　經濟觀察報：其他城鎮又應該如何激發城市活力？
　　李曉江：企業來了，人跟著企業走；人口聚集了，城市也就繁榮了，這是城鎮化上半場的邏輯，原因在于貧困，首先必須提高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所以人跟著企業走。這一輪是人才帶動產業布局和城市發展，問問今天的年輕人，廣州生活也好，深圳生活也好，是先選擇單位，還是先選擇城市？一定是城市排在第一位的。能不能組合一個很好的家庭，孩子能不能上最好學校？想半天選擇一個城市，再選擇自己喜歡的一份職業。
　　我們還發現另一種現象，廣州和深圳的雙城生活，把家庭安放在最好的城市里，但工作可能在另外一個臨近城市，通過兩地的交通實現通勤，現在越來越普遍了。這就是中產社會的基本特征。我們日常在參與一些企業工作的過程中，有些企業會明確表示，不是我來不來，而是我來了以后能不能招到我想要的人才。
　　經濟觀察報：小街廓是現在比較流行的城市設計理念，你覺得這種設計跟城市活力之間有沒有聯系？
　　李曉江：不是流行是回歸，中國古代、資本主義國家初期的城市都是“窄路密網小街區”。小街廓是國家現在提倡的一種設計理念，希望回歸到城市發展本身。小街坊就是開放的街區，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種城市規模。世界上只有中國會把每一個街區都用圍墻圍起來，我們的道路不需要那么寬，比如，現在一個街坊都是一公里、兩公里、四五百米，道路數量很少，所有的交通都集中在有限的道路上。當交通路網加密后，所有地方都能通行，交通壓力就均衡了，人們出行就便利，這是另外一種交通模式。
　　道路越修越寬是非常不人性化的一個事，走在大街上，通常會感覺自己根本不是人，而是像螞蟻一樣。但如果你走在一個很窄的街區里面，就會覺得自己和環境是融為一體的。
廣東有句俗語叫寬路無旺鋪，寬的馬路一定沒人氣，一定不會有很好的商鋪。所以我覺得“窄路密網小街區”是城市空間供給的一個回歸。
城鎮化不只有一種路徑
　　經濟觀察報：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差距大，該反思新型城鎮化思路，你怎么看？
　　李曉江：中國一直用城鎮化的概念，城鎮化和城市化只有一字之差，實際上是對不同體量城市的關注。中國有明確的兩種體制，一種叫城市體制，一種是鎮的體制。用城鎮化的概念，是因為中國有200多個縣級市和1800多個縣城。當我們強調城市化的時候，意味著人要往中國的600多個城市流入；但我們講城鎮化的時候，是需要兼顧多層次、不同層級的城市，既要考慮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也要考慮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層層下沉。
　　中國每年大量新增人口就聚集在縣里面，甚至鎮里面從事非農勞動。過去10年，中國超過50%的新增人口并沒有進入大中城市，而是聚集在縣城。從農村生活變成城鎮生活，從農業生產勞動變成非農生產勞動，這就是城鎮化的過程。
　　經濟觀察報：都市圈或城市群是城鎮化的一個模式嗎？
　　李曉江：這是城市化的一種，或者是城鎮化的一種。模糊來講，城市化和城鎮化沒有特別差距，都是人從農業轉向非農、從鄉村轉向城市轉移的過程。特大城市、超級城市、城市群、都市圈是人口聚集的一種形態，但不是唯一的。我們也從未見過所有先進發達國家，人口單一聚集在某一大城市，它仍然有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鎮。
　　經濟觀察報：京津冀為何沒有形成城市群？雄安新區是突破點嗎？
　　李曉江：珠三角發展動力來自于香港和國際，是從外源型經濟逐漸轉向內需型經濟，或者外源和內需并重的結構；長三角更多依賴上海的輻射形成一個區域化的格局。從區位形態對比，珠三角的密度和距離要比長三角緊湊得多。
　　京津冀也是一種城鎮群的形態，但是發育程度、區域一體化程度比長三角、珠三角低得多，問題在于發展差距過大。城鎮群、都市圈形成是多樣、多元的，京津冀地理空間不一樣，區位不一樣，地域文化不一樣，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社會結構也不一樣，驅動肯定不一樣。
　　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探索經濟人口密集地區，也就是城市群地區的優化開發模式。通過優化空間布局培育雄安新區這樣一個點，其實是為了改善京津冀的空間結構，從而改變京津冀的產業和人口經濟布局。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是這樣一個方向，把北京中心城區過于復雜的功能適度疏解出來，這也是一個城市群的空間結構調整。
城市發展要迎合人的需求
　　經濟觀察報：各種人才引進新政對城鎮化下半場會產生哪些影響？
　　李曉江：首先，中國的人口結構正在發生一個重大變化，勞動力不斷減少，每年減少400萬-600萬。勞動力短缺，所以這幾年企業招工難，大學生就業也難了，他們很難找到自己理想的就業崗位。問題出在哪里？過去我們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每年新增1000萬就業崗位，解決的主要是農民工就業問題。這幾年，每年新增農民工人數只有100多萬，但每年新增應屆大學畢業生850萬，2019年可能超過870萬人，中國的新增就業人口已經從農民工變成大學生。
　　大學生是新中產的后備軍，他們的價值觀、生活方式和農民工不一樣，他們先選擇生活的城市，再去選擇工作。所以城市為了吸引大學生，就一定要出臺人才政策去吸引。
很多地方確實已經感覺到勞動力供給和人口供給的壓力。全國600多個城市，已經有100多個城市人口開始減少。所有的城市都在穩住本地人，吸引新增人口。在這種情況之下，吸引人口成為城市之間競爭的焦點。
　　發展模式也要發生改變，過去只顧生產，不顧生活；只重視產業，不重視服務；只重視GDP增長，不重視社會公共服務提升。這種粗放模式走不通。下半場轉型的核心是城市必須去迎合人口結構、人口總量、勞動力供給、勞動力結構來調整政策。
　　經濟觀察報：但有人會把吸引人才政策理解為變相松綁限購？
　　李曉江：有的地方政府或許有這種沖動，制度設計就是以土地財政、房地產依賴為主，任何一個地方政府離開土地財政都可能活不下去。如果長期依賴房地產，那吸引人的背后可能真的就是希望把房子賣得更多，獲得更多的土地財政收入。這一輪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上半場發展中能做的、容易做的事情已經都做完了，下半場絕對沒有這樣便宜的事。長期采取土地財政、房地產依賴方式，不可能造就一個真正吸引人力的城市。
　　中國居民在居住條件改善的同時，人居環境并沒有得到改善，而是在惡化。我們的樓盤越蓋越高，三四十層的住宅根本沒有生活質量可言，如果起場大火你能想象嗎？未來哪怕管道的更新，設備的更新要怎么做？社會的鄰里關系是不是被破壞了？這樣的樓高注定要高度依賴所有系統安全運行，一旦某個環境出問題的話，會引發非常復雜的連鎖反應。風險太大了，高層住宅是中國社會未來最沉重的一個問題。像這樣一種高密度的發展，我認為是一種極其不人性化的發展，其實恰恰是由于土地財政、房地產依賴造成的。
　　所以，現在雄安新區的建筑高度控制在45米，45米是什么概念？15層。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高度控制得更嚴，36米，12層。像這樣的樓高，即使停電，我們自己也可以走上去。
　　現在所有城市的發展，我覺得一個核心在于人。只要有了人怎樣都好辦，發展工業有勞動力，發展高科技有人才。這些人追求的是好的生活環境，好的生活品質，好的公共服務，好的學校，好的醫院，如若違背這個發展規律，城市最終還是會走向失敗。